辛亥革命后，国人思想大为解放，西方现代体育运动之最高形式——奥林匹克运动会亦被有识之士关注，中华民族遂与奥林匹克运动会产生渊源，中国百年奥运梦由此发源发生。
一、奥运梦开启者张伯苓
第一个关注奥林匹克运动的中国人。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届学校运动会颁奖仪式上发表演说指出：“此次运动会的成功，使我对吾国选手在不久的将来参加奥林匹克运动充满了希望。”“我国应立即成立一奥林匹克运动会代表队”。
第一个提出中国申办奥运会的中国人。1908年8月，张伯苓作为直隶省代表赴美国参加世界第四次渔业大会，会后顺路到欧洲考察教育。时值英国伦敦举行第四届奥运会，目睹了大会盛况的张伯苓，不仅成为亲临现场观摩奥运会的第一个中国人，而且坚定了推进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建设繁荣富强中国的信念。回国以后，张伯苓在天津创办了南开学校并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1945年抗战胜利，他组织召开体育协进会会议，申办第15届奥运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申奥活动。
之后，张伯苓积极参与“远东奥林匹克运动”（后改称远东运动会、亚运会）的创建和组织工作，参加过第2、3、5、8、9届远东运动会，担任过第2、3、9届远东运动会的中国领队和第3、5届远东运动会的大会总裁判。远东运动会于1920年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世界上第一个与国际奥委会发生联系的区域性体育组织。张伯苓非常重视并大力推进奥林匹克教育，率先把奥林匹克教育列入了体育科学教学大纲中。1929年10月印行的《天津私立南开中学一览》中“体育学科”教学大纲的“高级中学”部分就明确写明要讲授“西洋体育史纲要”和“世界，远东，全国，华北运动会之历史及组织法”。
2008年8月8日，第29届北京奥运会隆重开幕，距离张伯苓先生作为中国人第一次目睹奥运会并倡导由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整整一百年！中华民族终于圆了自己的奥运梦。
二、奥运之父王正廷
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酷爱运动，擅长游泳、骑术，重视现代体育在中国的推广，力图发展体育运动，提高国民素质，改变中国的形象与地位。
1911年，国际奥委会菲律宾籍委员瓦加斯来华考察体育，王正廷与其发起远东体育协会，决定每两年一次轮流在中国、菲律宾、日本举办。后来参加国扩大至印度、印尼和越南，远东运动会即为亚运会前身。他参加了共十届远东运动会的组织筹备工作，历任要职并是主要赞助人之一。担任第2、5、8届远东运动会会长。1922年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担任中国代表团总领队率队参加第11、14届奥运会。
王正廷和其他先进的知识分子一样，对体育的理解和认识也首先是从“体育救国”开始的。认为体育可以强身，可以卫国，可以唤起团结意识。所以他在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1935年创办的《体育季刊》“发刊词”中说：当视体育为强健身心之常经，当视体育为振兴民族之正轨。那么，如何才能唤醒民众，使大家都能懂得体育救国的道理呢？王正廷认为，通过举办运动会可以达到广泛宣传的目的，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因为“兴邦与救国绝非一人所能负其责，而世界之物质文明，导致人类身体有逐渐衰落之趋势，长此以往，民族之前途何堪设想，为提倡体育，举行运动会为最佳良方。”
正因为王正廷将举办运动会看成是对个人身体的培养，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所以他对召开全国运动会，对承办远东运动会，对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等，都无不投注了极大的热忱，被人们作为一位体育界的领袖、作为一位推动奥林匹克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开拓者推崇和尊敬。
三、中国首次奥运之旅——1932洛杉矶奥运会
第十届奥运会（1932年美国洛杉矶）
1932年7月30日至8月14日，在美国洛杉矶举行了第10届夏季奥运会。中国政府原仍不打算派运动员参加本届奥运会，仅打算由全国体育协进会总干事沈嗣良前往观礼。然而“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公然侵占我国东北，并扶植成立其傀儡政权“满洲国”。为使“伪满”获致国际社会承认，以达到其分裂中国的罪恶目的，日本企图从体育方面打开缺口，让“伪满”这个怪胎混进国际文化、体育交流活动，因此竟电告国际奥委会，拟派两名东北运动员刘长春和于希渭，以“满洲国”名义参赛，并大造宣传声势。1932年5月至6月期间，大连的《泰东日报》先后5次发表关于刘长春的报道。5月21日报道的内容为：“世界运动会，新国家派选手参加。”刘长春的名字赫然印于纸上。
5月30日，《泰东日报》再次刊载消息：“满洲国”已决定派刘长春参加“世界运动会”。报上甚至宣称，国际奥委会已经复电承认“满洲国”的建议，并要求速交“满洲国”的国旗与国歌，以备届时应用。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流传至北平一带。
正在北平的刘长春获知此事后十分震惊，他立即坚决表示拒绝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5月末，他在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发表声明：“伪报所传，纯属虚构谎言。我是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绝不代表‘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他说：“苟余之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则又岂可忘却祖国而为傀儡伪国作牛马耶！”
面对日本人的广布谣言，要使这场阴谋不攻自破，中国人必须派遣自己的运动员参加奥运会。国民党政府最终决定，派刘长春、于希渭作为运动员，宋君复为教练员，沈嗣良为领队，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但参赛经费无处着落。
兼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听说此事后，十分佩服刘长春的骨气。1932年7月1日，东北大学召开毕业典礼，张学良在会上庄严训示：“决定捐赠8000银元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刘长春同学此次参赛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意义无穷。”
在张学良慷慨力挺下，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席王正廷，与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进行磋商，张伯苓急电奥委会，为刘长春和于希渭办理报名手续。奥委会很快复电同意。
7月3日，刘长春、宋君复等抵达上海，立即成为各界瞩目的人物。7月8日上午9点半，刘长春等人从上海码头出发，受到上海市民数千人的热情欢送。王正廷到场为他们举行了授旗典礼。而此时，正在大连的于希渭由于始终受日寇严密监视，甚至公开阻拦，终致未能成行。
宋君复（右）与刘长春（中）参加洛杉矶奥运会时合影
在海上颠簸航行了二十多天后，刘长春、宋君复一行于7月29日，即第10届奥运会开幕前一天，抵达洛杉矶。30日，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刘长春执旗前导，沈嗣良、宋君复以及在洛杉矶临时找的3位在美华人刘雪松、申国权、托平共6人组成了中国代表团，在第8位出场。刘长春作为仅有的一名运动员参加了奥运会。第三天即7月31日，时差和状态还没恢复的刘长春就参加了100米预赛，8月2日又参加200米预赛。由于旅途劳累、体力不支，这两项比赛他均在预赛时即被淘汰。其100米成绩为11.1秒，远未达到其国内最好成绩（100米10.7秒），名列小组第五。200米成绩为22.1秒，名列小组第六。而原定参加的400米跑则因体力不支而放弃。
四、中国第二次奥运征途——1936柏林奥运会
1936年8月1日至16日，第11届夏季奥运会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在这届奥运会上派出了一支143人组成的代表团，是旧中国派出的人数最多的一个代表团。其中运动员77人（含国术表演者），工作人员30人，体育考察团36人。
1936年6月26日，参加柏林奥运会的中国代表团在上海乘船离境时的场景
1936年奥运会期间，柏林华侨欢迎中国代表团（左边执旗杆者为符保卢）
中国代表团总领队王正廷（中）和国际奥委会官员步入会场
鉴于上届教训，国民政府下令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于1935年便开始准备，提前培训和选拔高水准的运动员。这年7月至8月，青岛山东大学举办了暑期训练营，进行男子田径、篮球等项目的训练。参加的运动员有刘长春、符保卢、王士林、牟作云等56人。教练除马约翰、董守义、夏翔等著名体育人士外，还聘请了两名外国专家进行指导。随后，又在北京的清华大学针对田径和篮球比赛项目实施集中训练。1936年初展开其它各项赛事的选拔和集训工作。
全国体协一面选拔运动员，一面不遗余力地筹措参赛经费。最终以教育部出资17万，募捐3万，加上中国足球队赴南洋巡回赛的门票收入才得以出征。
由足球名将谭江柏和李惠堂等领衔的中国队，提前出发坐船沿东南亚一路前往德国参赛，耗时半年与外国球队踢了27场比赛，才筹足盘缠及时抵达。由于身心疲惫，在奥运会初赛第一场就以0比2负于强手英国队被淘汰。
参加第11届奥运会的其他中国运动员自1936年6月26日在上海乘船离境，经过近1个月的水陆旅行，于7月23日抵达柏林。由于不少运动员晕船，到了柏林只休息了一个星期就上场比赛，所以许多运动员未能在赛场上发挥正常水平。
1936年8月9日，柏林奥运会首轮篮球比赛中，中国队以45比38战胜法国队
1936年奥运会国足队员合影。大名单共22人，其中有“亚洲球王”李惠堂和著名歌星谭咏麟的父亲谭江柏
男女短跑全国纪录保持者刘长春和李森及有“美人鱼”之称的泳坛名将杨秀琼，全国自行车冠军华侨运动员何浩华等均在预赛中被淘汰；男篮比赛虽战胜了法国（45：38），但负于日本（19∶35）、秘鲁（14∶32）和巴西（21：29），而未进入决赛。在举重项目中，黄社基和沈良参加了次轻量级比赛，二人的总成绩分别仅255公斤和242.5公斤，列第16名和第20名；翁康庭在轻量级比赛中推举77.5公斤，抓举75公斤，挺举失败而无总成绩列第16位。唯一使人欣慰的是，在田径赛场上，来自上海的选手符保卢的撑竿跳高取得了复赛权。
就在各项目纷纷失利之时，由张文广、郑怀贤、金石生、翟涟源（女）、傅淑云等人组成的国术队的表演却大获成功。中国武术一时轰动柏林，风靡欧洲。同时，在这届奥运会上还出现了中国籍的第一个奥运裁判，即1936年中国奥运代表团的田径和篮球教练兼随队医生——舒鸿，他在11届柏林奥运会期间，担任了奥运史上第一次正式的篮球比赛之美国对加拿大的篮球决赛裁判，并以自己准确的判罚被誉为“奥运篮球第一哨”。
五、中国第三次参加奥运会——1948伦敦奥运会
1948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
1948年的第14届奥运会在英国伦敦举行。中国派出了33名男运动员参加了篮球、足球、田径、游泳和自行车共5个项目的比赛。代表团以王正廷为总领队，董守义为总干事，马约翰（未去）为总教练。参赛前，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由王正廷、董守义、许明辉、马约翰、宋君复、容启兆、江良规7人组成了遴选委员会。选拔工作自1947年初收到奥委会的邀请函后开始，其中篮球运动员主要在天津选出。1948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7届全国运动会也为本次奥运积聚了人才。足球队则以香港星岛队为主体，搭配其他球员，形成中华队。
中华足球队主力合影
参加本届奥运会的经费依然紧缺。当时代表团所需的经费为12万美元，南京政府所拨极少，原定50亿元法币（折合22.5万美元）的款项又因币值的一日数变而只剩1.25万美元。全国体协成立经费筹募委员会，决定另向社会人士及华侨募集款项。上海商人钟玉亭同意捐助20亿元法币，并介绍另外3位商人各捐助20亿元法币，总共80亿元法币，支援了运动员服装、器材及买粮食、路费等应用。香港华侨、著名“虎标万金油”的老板胡文虎亦捐助部分经费供足球队使用。然而经费仍是捉襟见肘，代表团成员非但没有生活费，出征时每个运动员也只发给了一件上衣和一条领带。
开幕式上，中国代表团由足球领队容启兆在前率领，篮球队员黄天锡掌旗，以英文字母顺序第14个进入会场。
足球比赛时，中国队首战迎对土耳其，以0比4受挫遭到淘汰。
篮球队虽然在预赛中取得了3胜2负的好成绩，甚至以125比25的大比分战胜伊拉克，但由于以39比44败给智利（本届奥运会第6名），32比51败给菲律宾而无缘晋级前16强，只能打17到22名的落选赛。最后名次为第18名。
中国男篮全家福
中国篮球队与智利篮球队交战场面
其他项目如田径、游泳、自行车等，中国选手实力与欧美选手仍有很大差距，也都未能通过预赛。
参加这届奥运会的选手中间，有两位运动员不得不提。一位是旅居荷兰自费前往参赛的华侨自行车选手何浩华，另一位是差一点就为中国夺取第一枚奥运会奖牌的聋哑田径选手楼文敖。
何浩华是荷兰华侨，有名的自行车运动员。1948年他自费报名代表中国参加第14届奥运会自行车比赛，直接从荷兰赶到伦敦，发誓要为祖国争夺荣誉。比赛中，他一路领先，但临近终点时，被后面冲上来的自行车撞倒，左臂严重骨折，最终饮恨赛场。代表团和国民党大使馆认为他是自费运动员，竟无一人去看望他。在奥运史的官方记载上留有“华侨自行车选手何浩华在1000米争先赛中因摔伤而落选”一句。
楼文敖，宁波镇海人，聋哑人。作为一名长跑运动员，他在参加第14届奥运会前曾多次赴美参赛，并在1948年5月在上海举行的第7届全运会上一人夺得了5000米和10000米两项长跑比赛的冠军。当时，他的万米成绩为32′47，根据奥运会纪录30′11排列，如果他能在奥运会上发挥出最高水平，有可能夺得前六名，如果能达到训练时曾出现过的31′，则有望夺得世界第三。
楼文敖
楼文敖在马拉松比赛中（位居正中，号码202）
在伦敦，楼文敖出战万米比赛，并第一次参加了马拉松赛。比赛时，教练为了增加他获得好成绩的砝码，给他换上了长跑专用的跑鞋——钉鞋，不料平时只穿惯胶底运动鞋的楼文敖并没有适应钉鞋的感觉。起初还很顺利，自起跑开始就一直保持在第一集团，许多记者都认为楼文敖在训练时留了一手。然而，中途不幸发生了。随着楼文敖“啊”的一声惨叫，他的脚被鞋底突出的一颗鞋钉不偏不倚地顶在支撑点上。楼文敖一阵疼痛，不得不减慢脚步，到达终点时他的脚下已经血迹斑斑。
有了一万米比赛的教训，为了让楼文敖能够跑好马拉松，全队上下开始为楼文敖寻找合适的跑鞋。但战后的伦敦一片萧条，想在当地临时购买已来不及，而寻遍全队，又只找到薄底的跑鞋。楼文敖只好穿着不合适的跑鞋加入了马拉松比赛。赛场上楼文敖曾一度排在第二位，这样的成绩让中国代表团兴奋不已。然而，伦敦高低不平的道路以及脚底磨起的血泡，让他吃够了苦头。20公里之后，他已是强弩之末，脚步由快至慢，最后竟沉重得无法抬起。当他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赛道上时，眼中尽含着泪水。就这样，中国一位长跑怪杰的奥运之旅失败了。他只获得一枚一万米的纪念章，与奥运会的正式奖牌失之交臂。但此枚纪念章也是旧中国运动员在三次奥运史上获得的唯一一枚。